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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姆雷特》（Hamlet）是伟大的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的四大悲剧之一，剧中与标题同名的主人公哈姆雷特（Hamlet）以其复仇的延宕而闻名于世，关于此剧的诠释汗牛充栋，不胜枚举，素有“一千个读者有一千哈姆雷特”之称。该剧共两名女性角色，一为奥菲莉娅（Ophelia），一为乔特鲁德（Gertrude），其中奥菲莉娅是丹麦御前大臣波洛涅斯（Polonius）的女儿，亦是丹麦王子哈姆雷特爱慕的对象，而乔特鲁德则是丹麦新旧两任国王的王后。

奥菲莉娅成为传统文学批评中一个彻头彻尾的边缘人物，文学批评家李·爱德华斯（Lee Edwards）指出，“我们可以想象没有奥菲莉娅的哈姆雷特故事，但奥菲莉娅离开哈姆雷特根本无故事可言”。奥菲莉娅的出场频率与台词丰富程度均少于乔特鲁德，更与其他男性角色无法相比。在《哈姆雷特》的剧本中，奥菲莉娅共出场五次：第一幕第三场中，奥菲莉娅遭到了兄长、父亲先后两次告诫，要她远离哈姆雷特，切不可相信其追求的真挚与爱情的真实；第二幕第一场中，奥菲莉娅告诉其父波洛涅斯，哈姆雷特冲入她的房间，表情阴郁、目光凛然，点头三次却并无言词；第三幕第一场中，奥菲莉娅依从其父与国王的意见，对哈姆雷特撒了谎，随后心碎，最终知晓是她的谎言最终导致了哈姆雷特的离去；第三幕第二场中，奥菲莉娅与哈姆雷特并排坐着观看“戏中戏”，却遭到了哈姆雷特的戏侮；第四幕第五场中，波洛涅斯为哈姆雷特刺中身亡后，奥菲莉娅走向疯癫，歌唱谜语的诗行，向每个人道晚安。

传统理解认为，其悲剧正在于对理智与命令的顺从和受到的强烈刺激使她走向疯癫，最终堕入死亡的深渊。不难发现，她是父兄、国王、王后眼中温顺贤良的姑娘，举止得体，谨守道德，而不敢逾越半步。全剧虽然没有对奥菲莉娅的容貌作过正面描述，但从王子哈姆雷特炽热的追求中亦不难推断出其美貌。正是这样“正派”、庸常的陈见与印象，反倒使得奥菲莉娅的人物形象变得模糊不清，以致鲜有读者去真正关注她的命运。事实上，奥菲莉娅在剧中人物看来，甚至在读者看来什么都不是（nothing），只是一个空无（void）。

英国文学批评家艾伦·肖沃尔特（Elaine Showalter）在《再现奥菲莉娅：女性、疯癫与女权主义批评的责任》（“Representing Ophelia: women, madness, and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feminist criticism”）从英法的文学、绘画、摄影、精神病学、剧院生产等维度梳理了奥菲莉娅的再现史，集中论述了三大问题：其一为女性疯狂与女性性能力的再现性关联，其二为精神病学理论与文化再现的双向促进，其三为奥菲莉娅的女性主义形象修正既有女演员自由的因素，亦有批评家诠释的因素。该文别出机杼，没有纠缠于《哈姆雷特》的文本过深，而是紧紧抓住其文本为剧作演出脚本的文本特性，从奥菲莉娅的文本形象演绎的角度厘清了对其文本的诠释历史。研究者卡拉·彼德森（Kaara L. Peterson）和迪安涅·威廉姆斯（Deanne Williams）则认为这篇文章对于奥菲莉娅的研究是奠基性的（groundbreaking），之后的相关研究都无法绕开该文已经完成的重要工作。

英国伊丽莎白时期，扮演奥菲莉娅的演员穿着白色的长裙，头戴野花编织的花环，言辞夸张，时有亵语，歌声伤感，歌谣淫秽，她的疯癫并非像哈姆雷特一般具有形而上学的意义，而是女性身体和女性本质的自然产物，“也许是其本质最为自然的形式”。她的花环包蕴着双重意涵：既有女性天真无邪的青春，又有放荡淫邪的污染。自1660年到18世纪，女性首次登上舞台进行演出，饰演奥菲莉娅最好的演员相传都是那些恋人背叛、遭爱严重情伤的女性，近乎本色出演，时人评论道：“她就是奥菲莉娅本身。”这一时段，奥菲莉娅的疯狂被再现为情爱妄想的结果，因此剧场的演出加强了人们的既有认识：女性的疯狂本就是女人天性的一部分。然而，18世纪的舞台上，奥菲莉娅轻率的言行受到了严格的审查，其疯狂的几幕演出几乎从舞台上消失不见，她的形象也转而“年轻、漂亮、无害、虔敬”。自浪漫主义思潮起，舞台再次上演其疯癫的几幕，奥菲莉娅在疯掉的演出中换上了长长的黑纱，与观众对哥特小说中女性的性神秘想象保持一致。她在戏中的台词越来越少，沉浸于感觉之中，仿佛成为了艺术的客体（objet d’art）。维多利亚时代的疯癫女性在《哈姆雷特》的男性群像中已经失语，俨然成为男性欲望和经验的投射。其后对奥菲莉娅的再现亦大致脱不开这一范围。

无论奥菲莉娅的形象演绎史如何再现，她依然被牢牢禁锢在男性权力的思想畛域中。也就是说，奥菲莉娅只能在男性的权力与形象秩序中得以理解。同样是忧郁，同样是疯癫，哈姆雷特被视作理性和形而上学的的化身，其复仇亦被视为正义，而奥菲莉娅则最初被视作无邪与淫邪的含混体，其疯癫并无半点思想价值，不过是女性本质的自然流露，甚至其溺亡都与女性的隐喻——水——有着密切关联。奥菲莉娅在不断的再现中逐渐失声，她并不作为独立的形象实体而存在，而是在《哈姆雷特》的理性思想中缺席。换言之，奥菲莉娅仿佛只是一个空有声响、图像的能指，而无可指涉，没有符号意义赖以实现的“超验所指”，甚至没有一个所指。“其行为、外表、姿态、服装、支撑”都是以象征性的意指来传递的，奥菲莉娅在再现中本身就成为一个空无的象征。对于哈姆雷特等一众形象而言，奥菲莉娅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他者（other），不过是其男性欲望与男性经验的投射，我们甚至无法从奥菲莉娅的角度完整地讲述整个故事，这是一个关于零、虚无的故事（the Story of 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