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教育对孩子是残忍的，我们逼迫他们为了虚无缥缈的以后而牺牲近在眼前的需求，用各种限制加重孩子的负担，让他们受苦，为了永远享受不到的遥远幸福做准备。

- 法国哲学家卢梭 1972《爱弥儿：论教育》

01 教育现状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教育改革迈入第 40个 年头了，这几天又看到一个帖子说是要改成5+2+2模式。

殊不知，教改越多，双减也减了，可是体制外的教育产业却越发多得令人发指，那价格贵的也不是一般家庭能承受的，还越减越卷，卷的孩子们一个星期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了，学生的压力不见反增了。

教育部甚至统计，《2022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15—24岁青少年自杀死亡率约为3.53人/10万人。

而截至2022年末，我国15-24岁人口总数为3.1亿。

这意味着我国每年有超过一万名15-24岁青少年因自杀离开了我们。

这不禁让许多人怀疑，我们的教育还有救吗？

今天就让我们来聊聊当代教育出了哪些问题。

让我们先从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出发，我们为什么要去学校上学接受教育？

有人会说，当然是用。

老师传递知识给学生，但这只能算教育的功能，而不是本职。

而且当今社会，只要上网就能找到各种资源，专家演讲，一系列的教学影片。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受国民义务教育呢？

如果要知道学校教育的本质是什么，就必须去看近代国家的义务教育是怎么出现的。

02 近代义务教育的发展

在18世纪之前，教会是欧洲主要的知识传播机构。

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中，马丁·路德反对腐朽的罗马教廷，主张每个人都应有机会获取知识，能够自行阅读圣经，强调圣经的解释权不应被教廷垄断。

因此，他提议由政府出资建立学校，强制民众送子女接受教育。

1619年，普鲁士的魏玛共和国率先通过立法，利用国家权力强制所有适龄儿童接受基础国民教育，规定6到12岁儿童必须入学。

这被普遍视为义务教育的开端。

到1763年至1819年间，德国的义务教育体系已基本完善。

因此，在德国，教育制度的建立主要是为了塑造民族认同，促进国家强盛。

义务教育的实施后，教育机构迅速面临如何设置教学内容的问题。

当时，腓特烈大帝担忧普通农民如果掌握过多知识，可能会引发城市中的叛乱。

法国大革命后，英国统治阶级担心工人会效仿法国的革命，因而决定通过义务教育来控制大众思想。

当时的英国教育署署长罗伯特明确表示，如果下层人民接受教育，他们应当被教导去欣赏上层阶级所创造的文明。

因此，英国的教育制度实际上是一种阶级控制。

在19世纪的明治维新期间，日本开始引入西方国家的教育制度，试图通过小学义务教育来全面提升国民素质，帮助日本赶上西方的知识水平。

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不仅需要大量劳动力，也迫切要求提高劳动力的素质。

参与机器生产的工人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和科学知识，掌握必要的生产技能，因此，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普及初等教育成为紧迫的任务。

到19世纪中叶，一些较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如美国马萨诸塞州在1852年、英国在1880年、法国在1882年，陆续通过了义务教育法令。

到20世纪20年代，各资本主义国家基本实现了初等义务教育的普及。

在学校教育的起源理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哲学家福柯的观点。

他认为学校、军队、监狱和医院等机构是18世纪国家为理性地管理社会人口而设计的，这些国家机构通过时间和空间的安排来施展权力。

例如，军队内部要确保每个动作的同步，而在学校里，学生的所有行为都必须按照时间表进行，午休时必须全部躺下，打扫时间必须清扫教室，升课时也不能随意走动。

这种时间管理使得官方的时间规范渗透到学生的身体中，甚至在教师缺席时，学生也会自动遵守规矩。

在空间上，教师设计的教室布局使得他们能够俯视每个学生的活动，桌椅固定而教师则可以自由移动。

因此，学生在考试时不能轻易瞄向他人，因为他们不知道教师是否在背后监督。

这种功能如今已被监视器替代，学生在教师不在时也无法得知自己是否被监控。

许多人在离开学校和军队后，仍然会在早上惊醒，或梦到考试迟到被惩罚，因为这种控制已经深深渗透到了他们的身体中。

福柯提到的时间设计和法国军事学校的制度后来成为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设计监狱的灵感来源。

这也是为什么学生上学常常会感到像进入监狱一样。

国家之所以愿意花费资源让儿童接受义务教育，表面上是为了传授知识和技能，但其实更深层的目的是让学生提前适应未来社会中的权力关系。

因此，福柯认为学校的本质并非教育，而是塑造下一代，使其符合国家的期望。

这一源于18世纪的官方教育体制，使得西方国家在20世纪实现民主化后出现了矛盾。

他们发现，自国的学生与集权国家的学生在课堂上表现得同样安静，缺乏对教师权威的挑战。

学生从小在教室中被训练成听话的个体，但成年后又被社会要求成为有主见的公民。

这种矛盾促使二战后西方民主国家进行教育体制的改革，旨在培养更具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的公民。

20世纪后半叶，西方教育界逐渐认识到，单一的知识传授模式无法满足现代社会对个体的需求。

教育者开始探索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强调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创新意识。

这一转变不仅是对传统教育体制的反思，也是对社会变革和科技进步的回应。

与此同时，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使得不同文化和教育理念的交流愈加频繁。

各国开始借鉴彼此的成功经验，尝试融入多元文化教育，鼓励学生尊重和理解不同的思想和价值观。

这种多样化的教育模式，旨在培养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公民，增强他们在复杂社会中的竞争力和适应能力。

在这一背景下，教育的目标也逐渐拓展，从单纯的知识传授转向全面素质的培养。

许多国家开始加强对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教育的重视，同时也注重人文学科的教学，强调道德教育和社会责任感的培养。

这种综合性的教育理念，旨在为学生提供更为广泛和灵活的知识体系，帮助他们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然而，教育改革并非一帆风顺。

许多国家在推行新教育理念时，面临着传统观念的阻力和资源的限制。

尤其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和教育质量的差异，依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这方面，国际社会的合作与支持显得尤为重要。

通过共享教育资源、技术和经验，各国可以共同推动教育公平与质量的提升。

此外，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在线教育和混合式学习逐渐成为教育的主要形式。

这种灵活的学习方式，不仅打破了传统教育的时空限制，也为不同背景的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会。

教育的数字化转型，正在重新定义知识的传播和学习的方式，促使教育向更高效和个性化的方向发展。

总的来说，教育制度的演变不仅反映了社会发展的需求，也体现了人们对教育本质的不断思考。

从义务教育的起步到现代教育理念的形成，教育始终与国家、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

未来，教育将继续适应社会的变化，致力于培养更加全面、独立和富有创造力的公民，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力量。

03 中国教育走向将走向何方？

因此，我们必须问，我们国家的教育将要走向何方？

1952年，全国高校实行院系调整，全盘学习苏联，理工分家，文理分家，拉开了新中国成立后教育改革的序幕。

1958年，国家搞“教育大革命”，新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主张培养“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1966年开始的革命，砸烂了“旧教育”，全国停课闹革命，从1966年至1969年大学4年不招生。

大革命实际是革文化的命，毁了教育，毁了一代人。

1977年，恢复高考，第三次开启了教育的大改革。随后，又有1985年的教育体制改革，2000年前后的高校合并、教育产业化……

如今，教育改革已折腾了几十年，直至2007年10月24日，时年91岁的申泮文资深院士仍然在质疑：“教育改革路在何方”?

过去 40 年来，教育制度不断改变，但是快乐学习、多元素养这些精神其实都不涉及基本价值观。

他们恰好回避了教育体制的本职问题，到底国家想要打造怎样的公民，怎样的身份认同？

例如，当今欧盟的核心价值是基本人权，是欧洲人身份认同的重要元素，所以在教育设计的根本上就必须体现这项基本价值观。

因此我们现在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我们要透过教育把下一代的公民带向何方？

一直到今天，教育都被一般大众认为是让下一代向上流动的手段，这导致教育制度不管怎么改都无法减轻学生压力，因为学生真正的压力来源并不是国家教育机构，而是家长的期待。

要考上清华、北大，要考上985 211，考上公务员，找到稳定的工作。

因此问题就转向了我们家长的教育观。

在台剧，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中，我们看到了文凭主义父母的经典台词：“你为什么不替妈妈着想一点呢？为什么不争气一点呢？你觉得你可以考上大学么？”

当母子俩的关系彻底闹僵，小伟觉得妈妈太严厉太不通人情，妈妈则觉得儿子太不听话，不明白自己的一番良苦用心——“妈妈是为你好！”

但是为什么许多家长认为高学历才是成功的人生，又为什么时长把自己的期待强加在小孩身上？

你不能负责对不对？

因为你只是他们国中老师，我是他妈妈，小伟的未来，不管是一帆风顺或者是囚徒潦倒，那都是我的责任，不会算在你头上。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家长为什么那么渴望掌控小伟的人生，因为对于家长来说，这不叫控制，这叫做责任。

心理学家发现，更欧美的家长比起来我国的家长更容易感觉到自我价值，取决于小孩的成就表现。

如果小孩表现不好，感到丢脸蒙羞的反而是家长，仿佛是父母没有把小孩教好，没有擅尽父母的责任。

所以我们的父母擅长用一种心理控制技术，跟小孩讲他们以前做过哪些丢脸的事，来引发他们内心的羞耻感跟对父母的愧疚感。

无论小孩做什么决定都被否决，却说我都是为你好，但其实是让他们在别人面前更有面子炫耀，而不知道小孩到底想要什么样的人生。

但这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

人类学家发现，世界上最重视教育的两个民族中，犹太人是出于宗教因素而重视教育，但我们是出于文化中的互惠逻辑。

父母抚养小孩，期待有天换小孩奉养父母，但是两个角色互换，父母在孩子身上做了投资，让孩子离开父母去外地读书打拼。

为的是让孩子再回到原本的地方，回馈回报父母，父母要对孩子负责，因为未来孩子也要对父母负责，而不像犹太人是离开父母，只对上帝负责。

这种分离后再次团聚的互惠文化，却常常变成我们父母的情绪勒索方式。

因为教育是父母对孩子未来的投资，如果未来要过上好生活，孩子就必须牺牲学生实际的生活。

这种类型的情绪勒索近年来在日本广受讨论。

日本医生发现，有 7 成的人认为家长是控制狂，给小孩过多心理压力，年轻人甚至罹患了一种疲于父母症候权，每年有上百件孩子杀死父母的凶杀案。

那么有没有办法跳脱出这种思维模式呢？

教育哲学家杜威就认为，为了追求未来成功而要求学生课业的观念是一种强迫成就的导向，仿佛学生要先忍受教育体制 20 年，学习未来所需的生活技能，大学毕业后，他才可以成为自由的大人，去过他自己想要的人生。

但这种思维完全搞错了，因为人生前 20 年受教育时不就已经是在生活了吗？

学校教育的第一任务应该是自然发展导向，也就是引导学生在这个世界中找到自己，了解自己该如何在世界中存在。

但在当今的文凭主义教育系统中，我们竟然要学生先牺牲自己现在的生活，还告诉他们，只要追求课业知识，考上好大学就可以重获自由，追求自己想要的人生，结果反而是被课业压力压得喘不过气。

社会学家研究发现，我们的学生补习的越多，心理健康状况越糟。国内青少年自杀人数在过去 20 年不断攀升，校园的心理自伤资源供不应求，还有许多大学毕业后丧失人生目标的人已经不知道自己想要遵守什么样的人生。

结果教育没有让人找到自我，反而让人遗忘了自我。

早在 15 世纪，中国哲学家王阳明就曾经大力反对国家的科举教育模式，认为强迫孩童背诵科举考试是在毒害年轻人，而提出了跟杜威的自然发展导向相似的哲学，要依照每个儿童的天性，让他们衷心喜悦。

在 500 年后的今天，我们的学生却依旧苦于背诵 7, 000 英文单字备考以及多少古文字和古诗词。

对这些家长来说，背诵标准答案是在教育体制里成功的关键，压抑个人意见，服从权威，才能获得心理安全感。

这种行为模式被内化后，他们自然会习惯用这套方法教育小孩。

父母怕孩子输给别人，容易变得更焦虑不安，也就更容易变成直升机，父母要求小孩的教育成就，希望小孩的未来有保障。

但是相比之下，在平等的北欧社会，学生之间并不需要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因为就算你课业不好，没有职场竞争力，国家福利也可以支持。

因此父母也不太要求小孩的学业，而更愿意让小孩自由发展。

所以，表面上看似是父母跟小孩的教育冲突，背后其实有历史转型和经济不平等的两股力量在运作。

04 不同的教育模式会如何影响下一代中国人

当然，不是所有的家庭都追求文凭主义，我们必须进一步问，到底这些不同的教育模式又如何影响下一代的中国人？

社会学家研究发现，我们的家庭教育大致可以按照阶级分成四类：

第一种是最富裕的中层阶级家庭，这种家庭看似有钱，但实际上他们心里其实更焦虑不完。

为了培养国际竞争力，从小就规划送小孩出国留学、读私校，让小孩在高压的环境中成长也导致复兴，必须更努力赚钱，离家工作，外配到海外。

所以中产阶级在经济上富裕，可以给下一代更好的教育，但却是时间上的穷人，无法有足够时间陪伴小孩。

第二种是一般中产阶级家庭，这类家庭多半更推崇民主的教养，因为家长自己受过父母的权威管教，希望在孩子身上弥补自己失去的童年。

所以中产阶级家长一定会跟小孩讲道理，鼓励小孩发言，挑战权威来争取权利，也更会教育孩子要找到自己的志向，让他们去学各种才艺，探索自我。

而且也更知道如何把这些课外活动变成制度认可的证书，这也是为什么申请入学其实更有利于中产阶级的小孩，因为他们从小就被训练自我表达，学习各种才艺，在多元入学上更有优势。

未来进入职场后也更容易适应白领阶层的工作。

社会学家安特你尼把这种中产阶级的教养方式称作规划栽培父母妥善规划各种课外活动，却又不是维权控制，而是鼓励自由发展。

但这种规划栽培，有时候反而陷缩了孩子的自主性，因为家长规划的活动都太丰富了，小朋友在空闲时间反而不懂得自己玩会，一天到晚还无聊。

相比之下，劳工阶级的小孩没有家长陪伴时，反而很会自得其乐，有高度的创造性、自主性。

但是劳工阶级的家庭也分两种，一派家长认为自己经历过联考制度的失败，不希望小孩过这种痛苦的童年，顺利自然发展就好，不要有太大的课业压力。

另一派家长则认为，应该透过教育让孩子向上流动，希望他们可以做更体面的工作，不要像自己一样当低薪的蓝领老公。

社会学家也发现，劳动阶级的职场经验更多是体育劳动，而不像中产阶级是靠口调脑力。

所以劳动阶级的父母也会把自己的职场习惯带回家。

例如白天上班被上司责骂受挫的劳工回到家后就会透过管教小孩来重新树立自己的父权感，跟小孩沟通时，更常用命令、权威的语气要求小孩听话，语话让我唱一下不要。

但如果家长从小就让小孩习惯服从，不允许小孩挑战权威，小孩长大后就更习惯被别人管，也就更容易适应蓝领劳工的工作，更不容易印证上需要自主创造的中产阶级工作。

结果，家庭教育反而让小孩复制了父母的阶级，无法向上流动。

这种在家庭日常生活中可以辨识出阶级的文化特征，被法国社会学家波帝尔称作文化资本，不同阶级的文化资本塑造了不平等的童年教育又在无形中决定了每个孩童的生命机会。

那么，学校教育真的有办法让人翻转阶级吗？

学校其实掩盖了阶级复制的真相。

当劳工阶级认同文明主义的教育体制，其实就忽略了家庭教育里的文化资本才是阶级复制的核心。

第二，更进一步批评，教育系统里其实暗藏着一种象征暴力。也就是透过隐藏权利关系来震荡化某种价值排序，却让人以为教育体系里的一切都是中立的，毫无偏颇。

但事实上，教育系统早就预先安排好一套教职排序，认为某些价值观是更好的，某些知识是更值得学习的，例如教育部的多元入学采取面试，其实更有利于擅长自我表达的中产阶级。

如果偏袒某个社会阶级，还称得上是真正的多元吗？

或是学校制度的轻视座谈也不利于隔代教养。

或是新著名的家庭，这些家庭根本没有时间参加学校活动，但父母的缺席又会让他们被视为不够格、不尽责。

在课程设计上，为什么我们学习的都是中国文人作品、帝王将相历史、欧洲贵族音乐，而不是大众文学、劳工历史、原著名音乐。

这些例子都在说明，即便多数学生是劳工阶级出身，但是当今的教育体系却更推崇中产阶级的价值观，这种无形的象征暴力，其实让阶级流动变得更矛盾。

因为当一个人渴望翻转阶级，就必须否定自己阶级的身份认同。

社会学家 Richard Sunnets 就发现，劳工阶级的小孩想要透过教育往上爬，得到他人尊重，但是这种靠个人努力就能成功的才能至上思想，反而容易让劳动阶级出身的人出现隐藏的阶级伤口，因为当他们无法在体制中胜出时，就会认为是自己还不够努力。

在成为父母后，甚至会谴责自己的阶级身份，认为自己是不够格的父母。

而当这些劳工阶级的家长看到小孩阶级流动，成为家中的学生时，他们的阶级伤口反而有机会愈合。

但矛盾的是，父母的阶级伤口离合后，小孩却可能产生新的阶级伤口。因为当他遵守高等教育文凭，找白领高薪的工作，其实就是在否定即职教育，否定劳工阶级的工作价值。

但明明他自己就是劳工阶级出身，所以那些看似透过教育达到阶级流动的人，其实也在无形中受伤了。

那些考上985、211的学生，不是翻转阶级、找到梦想工作进到大公司的劳工们，他们是否真的过上了好的人生呢？

还是反而感觉到格格不入，适应不良，出现了新的阶级伤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