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普斯麻”何以成为世界顶尖大学?美国何以成为众人向往的留学目的地?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Miguel Urquiola从经济学角度指出了美国大学成功的关键:头脑、市场与财政。他回顾了美国大学的发展历史,并称“正是这些不断的教育变革促使这些顶尖大学到今天的位置。”

1860年之前，美国只有包括哈佛大学（注：哈佛也曾被称为哈佛学院）、威廉姆斯文理学院在内的9所学校，这些被后来的研究者统称为“战前学院”（Antebellum College）的学校在学术声誉上都属籍籍无名。

从1860年到1930年，是美国高校从学院（College）到大学（University）的转变。

从籍籍无名到一举跃升为世界一流水平，美国高校是如何做到的？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系主任米盖尔·厄奎奥拉（Miguel Urquiola）出版的《市场、头脑和金钱：为何美国能引领世界大学科研》（Markets, Minds and Money: Why America Leads the World in University Research）一书中试图回答一个问题，即美国高等教育为何在内战前不重视研究，而内战后又迎来了科研上的腾飞。为此，他分析了顶尖研究型大学的转型之路，试图揭示它们是如何从一开始的积弱积贫到后来的强势崛起。

改革前美国大学的困境

博雅教育与专业化学科教育的博弈

战前美国学院主要以培养牧师为主要功能和目标。这个时期，美国学院中的老师大多都当过牧师，或者有宗教背景。这个比例在1862年的达特茅斯大学超过60%，在1868年的普林斯顿大学超过70%。

宗教导向也决定了战前美国大学的学习内容。当时的美国大学还未出现细分化的专业，学生主要学习从宗教延伸出的博雅教育（Liberal Arts）：逻辑、修辞、音乐，以及语言（希腊语、希伯来语、拉丁语）。对于大学来说，提供专业化的知识和先进的理念是费钱又冒险的。

那时的美国学校有一个专门的词，叫antebellum college。顾名思义，当时的college和如今的university有着本质不同。美国1776年建国初期，大学只提供本科教育，没有研究生部。美国学子想要深造，只能远赴欧洲英、法、德等国留学。在欧洲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黄金时期，美国是遥远大陆的“局外人”。

当初的美国大学之所以不兴科研，据厄奎奥拉分析是自由市场原则所致。美国最早一批大学本质上都是教会学校，具有浓厚的基督教各宗派色彩。举例而言，哈佛、达特茅斯和耶鲁就是由新英格兰地区的公理会（Congregationalist）建立的，而普林斯顿的缔造者是长老会（Presbyterian）。这两个教派在美国历史上是出了名的办学大户。而其它一些名校，诸如哥伦比亚大学和威廉与玛丽学院则隶属于圣公会（Anglican），布朗大学是浸信会（Baptist），罗格斯大学则是荷兰改革宗（Dutch Reformed）所创。一些社会经济地位并不高的教派，比如卫理会（Methodist）等也纷纷加入办学热潮。因为它们的领袖意识到，在没有宗教迫害的美国，教会无法一直充当“那些弱者和无祖产者”的庇护所。

欧洲的改变源于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需求在发生变化，启蒙运动也让政府在教育中投入更多财政资源。

于是有了从通识教育、博雅教育到学科化教育的改革。

哈佛大学

教育部将中学作为学生接受通识教育的阶段，而在大学进行某一领域的专门学习，这直接促成了现代大学的产生。

许多美国正在接受的传统课程在欧洲大学中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专门的学科教育。

财政可以让大学吸引更多的人才，于是课程改革也应运而生：一个教授教一系列课程的方式不再通行，大学有能力聘请不同学科的教授进行专门学科的教育，并且给予学术最先进的学科知识。

这样做的直接结果是教授们有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科研（而不是教学）中。

这样的改革结果非常明显。1850年，欧洲产生了几个非常强大的大学，其中最强的哥廷根大学已经建成了配备齐全的图书馆，有100多名教职工。

因此，19世纪欧洲大学远超同期美国大学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欧洲大学抓住了工业革命产生的社会需求变化这一关键节点，适时转变教育内容，让学生在大学获得的知识可以顺利转化到工作当中。

虽然美国也处于社会大发展时期，工业化带来对医学、化学、物理，甚至社会大发展出现的社会问题需要社会学、人类学等社科专业的需求，但这些无法被“宗教化”的大学所满足。“供”与“需”之间出现了巨大的不平衡，社会发展倒逼的大学改革迫在眉睫。

保守派和先锋派

在战前美国学院中，教学理念分歧使当时的美国教授、学者、学生分裂为保守派和先锋派。

改革前的美国学院，只有三种类型的老师：校长、教授和导师。

一般大学只有两位教授，与今天的概念不同的是，它只是“美国最富有大学的一种装饰”，一般由有声名的长者担任，也因此哈佛在该职位有上百年都未有人任职。

导师位于最低一级，主要负责学校的授课工作，通常情况下他们是本科生，毕业之后留校任教，类似于今天研究生的情况。在哈佛大学成立的前一百年里只有不到五个导师，而且绝大多数是男性。

当时教授的薪金非常少，有时甚至是无薪。1860年代，哈佛、耶鲁大学的教授薪金甚至低于生活水平花费；而导师的薪资则跟手工艺人差不多，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对科研感兴趣的教授要自己贴钱买实验材料进行学术研究。

就像一架懒得动弹的机器，大学机制中的每一环都缺少生机和活力，并以保持传统为己任。

1895年，到欧洲（尤其是德国留学）接受博士学术训练的注册美国年轻人达到顶点，后来的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彼时还是学生的Nicholas Butler曾表示：“到访德国之后，才知道什么是大学，什么是学术研究，美国大学要想比肩欧洲大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批在欧洲接受顶尖学术训练的“最强大脑”，他们在欧洲获得的学识、对大学（University）的学术研究印象，都日渐成为对美国本土大学的改革意识。他们在学成回国之后，成为美国大学的改革先驱。

本土教育人士的“保守”与欧洲归国教育者的“先锋意识”，是不同的教育训练的结果，而正是后者决定了美国大学的崛起之路。

教育是最特殊的“商品”，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教育改革首先要解决财政问题

George Ticknor是第一代到德国受训的美国人，1815年在哥廷根大学学习，回到哈佛之后教授法语、西班牙语和文学。

他的改革主张非常接近现代大学：

然而当他把改革意见递交给时任哈佛校长时，直接被校长以“哈佛比较穷”为由拒绝了。

在战时美国大学的教育改革中，将教育重心从本科教育转移到研究生教育是非常艰难、也很冒险的决策。当时的美国还没有任何一个工作需要硕士学历。纽约大学率先开设了MA，但在需求量太少、财务紧缺状况下，学校又不得已停止了MA。

唯一在教改上获得成功的是耶鲁，得益于其实力雄厚，校友众多，有能力消化研究生教育带来的高昂成本，1861年，耶鲁颁发了美国历史上第一张博士文凭。

时任耶鲁校长Theodore Woolsey称自己是激进的保守主义者，在他的就职演说中，他说耶鲁还不是真正的大学（University），要成为真正的大学，提升学术研究水平是最重要的举措。

在资金充足、需求量大的前提下，他创建了心理学系，该系又发展为美国第一个研究生院，这个尝试非常成功。

当然也会有自己创造“财源”解决财政问题的大学改革。Francis Wayland作为当时布朗大学的校长，正在面临学校招生困难而带来的财政匮乏问题。

于是在1840年，他大胆地在本科生院的经典人文通识课之外增加当时流行的工程和农业等“平行课程”（parallel course）。学生可以双选两种并行课程，学习应用型专业可以获得特殊学位。

这些“对口”专业可以让毕业生顺利找到“对口”工作，满足社会需要的同时反过来也解决了学校的财政问题。

这也折射出当时的社会情绪：尽管工程、冶金、勘探、测绘、农学等在彼时的美国逐渐成为显学。

寻找新的资助模式

有了失败的先例，才有了后人避免“踩坑”的经验。谈及美国大学的转型，绕不开康奈尔、约翰斯·霍普金斯、哈佛和哥伦比亚这几个响亮的名字。

新的商业资助模式既需要捐赠者和领导者在教育理念上一致，也间接反应了丰富的财政资源将会直接推动高等教育发展。

康奈尔成立于1865年，因时间较晚，相对而言较少受保守势力的桎梏。创校校长安德鲁·怀特（Andrew White）曾留学德国，对德国大学体制推崇备至。他公开表示，美国在研究生教学上的不作为，正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发展。

创始人及土地和资金捐赠者艾兹拉·康奈尔（Ezra Cornell）在建校前表示：“我将建一所任何人都能在任何研究中得到指导的学府（I would found an institution whereany person can find instruction in any study）。”这句后来成为康奈尔大学校训的话，在当时的语境下就是指以专业化学术研究为导向的综合性大学。

基于这样的理念，校长Andrew White将课程进行改革，分为技术导向和学术导向两类，以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也达到了创校的目的。

康奈尔在制度设计上克服了sorting带来的弊端，再加上资金雄厚，成功实现了创新。需要注意的是，怀特的改革并没有触及保守派的底线：研究生教育。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成功则反映出在理念一致性的基础上，钱是如何推动高等教育走向成功的。

约翰霍普斯金大学

作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捐赠者，Johns Hopkins他一生未娶，膝下无子，立遗嘱把七百万财产留给“自己的两个‘孩子’”——一所大学和一座医院。

面对如此巨额的捐款，董事会将办学方向定位于更“烧钱”的研究生教育和学术研究，他们咨询了时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的校长探讨研究生教育的必要性，不过校长们都模棱两可。

而在伯克利大学郁郁不得志的丹尼尔·吉尔曼（Daniel Gilman）却与董事会的办学理念不谋而合，他认为美国不需要一个又一个相似的大学，吉尔曼确立的第一条办校方针就是开展真正意义上的研究生教育。这一决定在当时颇具争议，哈佛校长艾略特就明确表示反对。他认为，大学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精英，提升人的精神品味，让学生成为更完美的人，不是教授一些狭窄的专业知识。而是需要一个学生可以接受最好的学术训练的大学。

作为约翰霍普金斯第一任校长，Daniel Gilman将办学重心放到研究生教育和学术研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难能可贵的是，他自己虽非搞研究出身，但理解其价值。“我不会数学，不懂阿贝尔函数，但所有人都知道，数学的进步会带来知识的进步。”不仅数学，他对于科研一视同仁，所有自然科学领域在他治下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吉尔曼尝言：“未来的用处和眼下的好处具有同等价值。”

吉尔曼除了积极物色科研人才外，还热衷于“挖角”哈佛等名校，以至于他曾为此亲自写信向艾略特道歉。到了1884年，霍普金斯已经拥有超过五十位教授，大部分都在德国留过学，习惯于德国学界那套把论文提交给同行和研究生评议、以求获得反馈的做法，这就是后来“同行评议”机制（peer review）的雏形。有人因此戏称霍普金斯是“巴尔的摩的哥廷根大学”。上述举措效果显著，其毕业的博士生一度比哈佛和耶鲁加起来还多。霍普金斯还吸纳了诸如医院和医学院等机构，这为后世许多大学从“学院”（college）转型为“综合型大学”（university）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模板。

不仅如此，Gilman还建立了霍普金斯大学医院、开设医学院，这一举措成为后来美国大学的潮流，即在大学建立专门的学院，这也极大提高了美国医学训练和医学行业的地位。

由私人巨额捐资而设立的大学在资源方面得天独厚，无论是建立校舍的土地、建筑等硬件设施，还是聘请教授、开设以科研为导向的研究生院、开办医学院、创立大学出版社、期刊等等软件设施，都所费颇糜，没有大量的资金投入是不可能产出“世界一流”的成果的。

厄奎奥拉在分析时指出，吉尔曼和怀特都意识到，美国的教育产品是时候做出改变了。十九世纪早期，只要能满足人们“同派同宗”的诉求，学校就会有好的出路。但到了十九世纪末，专业化和前沿教育成为社会的主流。康奈尔和霍普金斯的成功，倒逼哈佛、耶鲁等老牌大学认真思考是否也要加入教改的行列。而两所大学的反应最为迅速，一是哈佛，二是哥伦比亚大学。

除了钱和校长们的远见卓识外，办大学还需要有人才。那么如何吸引人才？新型教育依托一种独特的、专业化的教授，1860年前的美国，这一群体是很少见的。如何解决这对矛盾？如同行论文发表，可以发现和评估研究能力。另一种类似的机制是研讨会。总之，到了1900年代早期，借助这些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美国的顶级大学可以很方便地评估和招揽人才。有科研能力的学者摇身一变，成了“香饽饽”，大学之间互相挖角成为常态。

美国大学全面赶超欧洲学术水平

在639位诺奖获得者的传记中，共提到了大学3120次。从被引用学校来看，哈佛大学和剑桥大学以总数170次并列第一。引用前二十五名中：

总的来说，1800年之前，美国大学学术研究水平很弱，从1860年到二战前1930年代前，美国大学获得了飞速发展，一些学校先取得了主导地位，随后美国大学整体科研水平全面提升，使越来越多学校跻身世界一流水平，至此还从未被超越过。

美极天使中美负责人Roger是教育规划专家，自小移民美国，在美生活工作30多年，熟知美国教育体系，自身经验丰富，有宝宝美国教育规划的相关问题都可以联系美极天使，接受私信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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