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地从精英化过渡到普及化的过程中，家庭背景影响大学生教育成就的异质性需要得到充分讨论。本文基于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抽样调查数据，首先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较强家庭背景对大学生教育成就获得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相较于以往研究将高校学生视作一个同质化的整体，本文在院校层次和专业类别上进行区分，发现家庭背景对大学生教育成就获得的影响在院校层次和专业类别上具有显著的异质性特征。具体而言，较强家庭背景对大学生教育成就获得的正向影响在普通本科高校强于双一流高校，在社会科学类专业强于理工农医和人文科学类专业。本文最后通过质性研究讨论内部激励和外部支持这两个异质性的影响机制，可为提升高等院校精准育人工作的实效性和针对性提供参考。

关键词家庭背景；大学生；教育成就；院校层次；专业门类

一、引言

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12年的30%快速提高至2021年的57.8%，实现了由大众化阶段向普及化阶段的跨越。同期，教育公平制度建设取得显著进展，社会各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大量增加^［1］。在此背景下，家庭背景与大学生教育成就之间的关系备受关注。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Bourdieu）^{［2］（P23）}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文化再生产理论指出，在精英文化氛围浓厚的高等教育系统中，较弱家庭背景的学生往往会因为不适应此种氛围而在教育成就获得上处于劣势。此理论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家庭背景对教育成就的影响，并在学界获得广泛认同。梅尔（Mare）^［3］等学者针锋相对地提出选择性淘汰假设，认为经历多轮强筛选型升学选拔后仍有资格接受高等教育的较弱家庭背景学生的个人能力非但不逊，反而可能强于同校中的较强家庭背景学生，因此在教育成就获得方面未必处于劣势。此外，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其精英文化氛围较之布迪厄所处时代已明显淡化，较弱家庭背景学生的适应性难题或将随之消解。同时，文化再生产理论将高等教育系统视作内部结构高度同质化的组织，与我国高等教育系统呈现高度分层化的特征明显不符^［4］。因此，文化再生产理论的解释力需重新评估。

在当今中国高校，家庭背景对大学生教育成就是否仍有显著影响？如有，在院校层次和专业类别两个维度是否存在异质性？又存在何种异质性？本文基于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抽样调查”数据，结合质性访谈材料，尝试对该问题予以解答。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 核心概念

在学术讨论中，家庭背景是一个相对含糊且内涵宽泛的概念。科尔曼（Coleman）^［5］指出有三种家庭资源与个人的教育成就息息相关，分别是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统称为家庭背景。国内外学者对其界定基本沿袭该思路，如文东茅^［6］将家庭背景定义为父母所掌握的经济、文化、社会和组织资源，并分别使用父母的收入、学历、职业和身份加以表征。郭丛斌等^［7］也以父母所掌握的各种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源作为衡量家庭背景的主要指标，并视其为家庭资本的不同构成要素。但传统的家庭资本分类方法虽然提供了多维度的视角，但资本之间的相关性可能导致共线性问题。为此，研究者们引入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指数（Social Economics Status），简称SES指数，作为某一家庭基于主要成员受教育层次、职业声望和收入水平等因素相对于其他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总体衡量^［8］。然而SES指数的科学性仍待进一步验证。考虑到两类方法各有利弊，本文在基准回归部分拟采用SES指数代表家庭背景，并在稳健性检验部分采用资本分类方法表征家庭背景。

教育成就广义上是指通过某一阶段受教育所带来的学生个体的收益，其内涵在不同受教育阶段往往有不同的侧重。目前，国内多数研究认为大学生教育成就指的是大学生通过本科教育获得的收益，并从大学生的平均学习成绩、成绩排名和成绩累计增长量等方面来衡量学生的成就水平^［9］，也有学者将学生干部经历、党员资格、获奖情况和外语成绩等因素纳入教育成就的范畴^［10］，还有学者从学习成绩、知识视野、核心能力、专业技能、综合素养等多方面对教育成就加以刻画^［11］。从中可见，采用多元表征的方式，从学业成绩、奖学金获得、学生干部经历和英语等级考试成绩等维度测度大学生教育成就渐成学界主流^{［12］［13］}。尽管有人认为，学生干部经历和党员资格的获取可能受非教育因素的影响，但这些经历无疑对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具有积极作用。综合上述研究成果，本文选择从学习成绩、学生干部经历和奖学金获得三个维度来刻画大学生的教育成就。

（二） 家庭背景与大学生教育成就获得

人力资本理论提出，父母与子女之间存在着教育关联，并产生一定的代际传递^［14］。艾斯丁（Astin）^［15］的I-E-O模型认为，家庭背景是大学生学业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该模型未对影响方向和机制做出说明。部分学者从实证角度考察家庭背景对大学生教育成就获得的影响方向和机制。多数学者认为，大学阶段较强家庭背景学生拥有更好的学业表现^{［16］［17］}，但另有部分学者认为，影响不大或没有直接影响^{［18］［19］}。还有学者尝试使用元分析的方法形成对该问题的一致性判断^［20］，但未从根本上解决分歧。此外，在上述实证研究中，囿于大范围调查数据的缺乏，I-E-O模型所强调的环境因素也未能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学者们倾向于将高等教育系统视为同质化的整体，忽略了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差异。具体到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以院校层次为标准，学生所就读的院校被政策划分为双一流建设高校和其他普通高校，前者又被进一步划分为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在各院校内部，以专业类别为标准，学生所攻读的专业又可以划分为人文社科类和理工农医类。既往研究之所以得出相反的结论，很可能是研究样本取自不同子系统所致。基于此，本文将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在纳入院校层次和专业类别两种分类的基础上，考察家庭背景对大学生教育成就获得的影响方向，并结合访谈资料探究其影响机制。

本文的边际贡献如下。第一，考察家庭背景对大学生教育成就获得的影响在院校层次和专业类别两个维度是否存在以及存在何种异质性，可更细致地剖析家庭背景影响大学生教育成就获得的机制。第二，采用指数法和资本分类法两种方式测度家庭背景，在确保研究结论稳健性的同时，也便于从不同角度深入挖掘家庭背景影响大学生教育成就获得的机制，从而使研究结论更加全面。第三，本文采用的数据是全国性调查数据，涵盖了不同层次的院校和不同类别的专业，有效避免了由样本偏差导致的外部效度不足问题，从而使研究结论更具说服力。

（三） 研究假设

本文首先需要验证的问题是在当今的大学校园中，家庭背景对大学生教育成就获得是否仍然如文化再生产理论所预测那样施加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还是像选择性淘汰假设中所指出的那样，该影响已被个人能力所削弱。如果数据分析结果是肯定的，说明文化再生产理论的结论仍适用于当下的中国大学校园；如果数据分析结果是否定的，则说明文化再生产理论已经不再适用。为此，提出假设1。

假设1：较强家庭背景对大学生教育成就获得施加显著的正向影响。

若证实该种影响客观存在，本文拟进一步探究其在不同院校层次和专业类别维度是否存在异质性。基于当前我国双一流高校的精英文化氛围浓度普遍高于普通高校的实况，提出假设2。

假设2：较强家庭背景对大学生教育成就获得的正向影响在双一流高校强于普通本科高校。

不同专业类别之间的精英文化氛围浓度有所差别，既有研究揭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系统存在“富学文穷学理”的专业选择现象^［21］，据此假定人文社科类专业的精英文化氛围浓度高于理工农医类专业，提出假设3。

假设3：较强家庭背景对大学生教育成就获得的正向影响在人文社科类专业强于理工农医类专业。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教育学院2019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抽样调查”，该调查依据高等教育的地区结构、学校类型结构、学历结构、专业结构和性别结构等进行抽样，对当年的全国高校毕业生具有较好的样本代表性。调查覆盖我国东、中、西部地区17个省份的32所高校，共计回收有效问卷16 571份，涵盖被访学生的基本信息、求职过程、最终就业签约状况和接受高等教育状况四部分内容。在有效样本中，专科学生占23.4%，本科学生占62.6%^［22］，考虑到本科与专科学生在培养目标、专业划分、教学模式和学习年限等存在较大差异，不宜笼统地加以讨论。限于篇幅，本文仅选取该调查中的本科学生作为分析样本。基于被访学生在基本信息、接受高等教育状况部分填答的有关家庭背景和教育成就相关问题，对数据进行清洗，对分类型变量缺失的个案予以剔除，对数值型变量缺失的个案进行均值填补，最终得到包含7 040个观测值的分析样本。

（二） 变量选取

1.因变量。本文的因变量为大学生教育成就，结合既有数据以及朱斌等人的研究，纳入学习成绩、学生干部经历和奖学金获得三类指标用以测量。学习成绩的测量来自被调查学生对“您的学习成绩在本专业属于？”问题的填答，答案分为四个层次，包括“后25%”“中下25%”“中上25%”“前25%”，依次赋值为1~4。学生干部经历和奖学金获得，则依据被访学生填答情况分别处理为二分变量，回答“是”赋值为1，回答“否”赋值为0。

2.核心自变量。本文的核心自变量为家庭背景，使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综合指数加以度量。借鉴任春荣^［8］提出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测量技术，选择父母最高受教育年限、父母最高职业声望得分和家庭人均年收入3个与家庭背景密切相关的核心指标用于计算。其中，父母受教育年限由反映父母最高学历的分类变量转换而来^［23］，并取父母双方中受教育年限的较大值参与运算。父母职业声望得分参考李春玲等^［24］基于全国抽样调查数据测算出的职业声望得分排列表，同样取父母双方中职业声望的较大值参与运算。家庭人均年收入来自被访学生的自我汇报。对父母最高受教育年限、最高职业声望得分和家庭人均年收入进行因子分析以获取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综合指数，结果得到一个特征根大于1的主因子，其解释了63.77%的方差。因此，因子负荷矩阵仅呈现该主因子的系数，最终获得SES计算公式如下：

SES=（0.083 7×父母最高受教育年限+0.085 2×父母最高职业声望得分+0.069 7×家庭人均年收入）/0.638

3.控制变量。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学业投入时长及人口统计学基本特征。其中，学业投入时长来自被访学生对问卷中“您每天学习小时”题项的回答，人口统计学基本特征包含年龄、性别、民族等变量。此外，院校类型和专业两个维度的变量，也是本文中关键性的控制变量。相关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相关变量描述统计 （N=7 040）

（三） 模型设定

本文基准回归部分采用了两种模型，分别是有序Logit模型和二元Logit模型。

当因变量为定序变量时，如学习成绩，模型为公式（1）所示的有序Logit模型。其中，P（Grade＞j|x）表示成绩排名高于j的概率（j=1：后25%；j=2：中下25%；j=3：中上25%；j=4：前25%），表示成绩排名高于j与低于j的概率之比，SES代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Har代表学业投入，Ind代表人口统计学基本特征，Sch表示院校维度控制变量，Sub表示专业维度控制变量，为随机扰动项。需要说明的是，有序Logit模型的使用一般需满足平行性检验。若平行性检验不通过，一般需要采用广义有序Logit模型或多分类Logit模型。但经验证，在本文中变更模型形式并不会使研究结论产生实质性改变。

（1）

当因变量为二分类变量时，如是否担任学生干部、是否获得奖学金，模型为公式（2）所示的Logit模型。其中，P代表担任学生干部（获得奖学金）的概率，［P/（1-P）］代表担任学生干部与未担任学生干部（获得奖学金与未获得奖学金）的概率之比，其余变量含义与上同。

（2）

四、模型分析结果

（一） 基准回归结果：较强家庭背景的正向影响仍存在

模型输出结果如表2所示，模型（1）—（3）结果显示，在控制院校固定效应、专业固定效应以及人口统计学基本特征后，较强家庭背景对大学生提升学习成绩、担任学生干部施加显著的正向影响。更高的学业投入时长对大学生提升学习成绩、担任学生干部和获得奖学金均施加显著的正向影响。初步分析显示，在当今的大学校园中，较强家庭背景对大学生教育成就获得施加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文化再生产理论的结论预测整体符合我国高等教育实际，但具体到不同层次的院校和不同类型的专业，该预测是否依然适用还有待下文的进一步检验。同时发现，学业投入对大学生教育成就获得也施加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意味着较弱家庭背景对大学生教育成就获得所施加的负向影响可以通过更高水平的学业投入来弥补。

表2 家庭背景对大学生教育成就获得影响的回归结果：以SES作为核心自变量

注：（1）^***、^**、^*分别表示统计显著性水平达到1%、5%和10%。（2）括号内的数字表示标准误。下同。（3）在以学生干部和奖学金作为因变量的回归中，加入了学习成绩的控制变量。（4）对人口统计学特征、院校固定效应和专业固定效应也一并进行了控制，省略了上述控制变量的固定系数。

（二） 异质性分析：院校层次和专业类别

为检验家庭背景对大学生教育成就获得的影响在院校层次和专业类别维度有无异质性，在原模型基础上纳入二分类的院校层次（普通院校=0，双一流高校=1）和专业类别变量（人文社科=0，理工农医=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院校层次的交互项以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专业类别的交互项，并不再额外控制院校固定效应及专业固定效应，模型（4）—（6）输出结果如表3所示。结果显示，院校层次和专业类别在家庭背景影响大学生教育成就获得过程中发挥了调节效应，也即家庭背景对大学生教育成就获得的影响在院校层次和专业类别维度上存在异质性，但调节效应的作用方向呈现出较为复杂的面向。

表3 家庭背景对大学生教育成就获得影响的调节效应：院校层次和专业类别

注：（1）在以学生干部和奖学金作为因变量的回归中，加入了学习成绩的控制变量。（2）对人口统计学特征也一并进行了控制，省略了上述控制变量的固定系数。

具体来说，较强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学习成绩的正向影响在双一流高校弱于普通高校（如模型（5）所示）。进行分样本回归所得结果也显示，较强家庭背景对大学生教育成就获得的正向影响在双一流高校弱于其他普通高校，故假设2被拒绝。但在专业二分类的情形下，家庭背景对大学生教育成就获得的影响并不存在明显规律。推测这可能是以经管法为代表的社会科学与以文史哲为代表的人文科学被简单归为同一类所致，而在当前的高等教育系统中，两类专业在专业文化上存在着明显差异，在招生方面也呈现“冷热不均”现象，因而家庭背景对大学生教育成就获得的影响在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类之间或许也存在相应差异。将专业类别按照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理工农医三分类进行分样本回归所得的结果基本印证了上述猜测，具体如表4所示。模型（7）—（15）结果显示家庭背景对大学生教育成就获得所施加的正向影响，在社会科学类专业最强，在理工农医类专业次之，在人文科学类专业最弱，因此也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持假设3。据此可以判断，尽管文化再生产理论预测的结果基本符合当下我国高等教育实际，但其揭示的影响机制的解释力却明显不足。

表4 家庭背景对大学生教育成就获得影响的分样本回归：专业类别

注：（1）在以学生干部和奖学金作为因变量的回归中，加入了学习成绩的控制变量。（2）对人口统计学特征、院校固定效应也一并进行了控制，省略了上述控制变量的固定系数。

（三） 稳健性检验：再从家庭资本的角度考察

上述回归结果初步揭示了家庭背景与大学生教育成就获得之间的关系，然而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综合指数SES作为家庭背景的代理变量参与回归的处理方法近来也被一些学者以可能遗漏理解教育现象的关键信息为由加以质疑。因此，为增强结论的稳健性，本文也沿用了家庭资本分类的方式进行检验，即从家庭经济资本、政治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家庭所在地五个维度对家庭背景加以刻画。之所以纳入家庭所在地，是因为考虑到我国城乡间在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25］，将其一并纳入模型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上述家庭背景相关变量的定义与说明如表5所示。

表5 家庭资本变量定义与说明

将上述家庭背景相关变量代入公式（1）、（2）所示的模型，作为核心自变量用以替换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变量SES，因变量及其余控制变量不作调整。模型（16）—（18）的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在控制人口统计学基本特征、院校固定效应和专业固定效应后，发现家庭背景以及学业投入对大学生教育成就获得施加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基准回归的结果高度一致。同时进一步发现，不同类型的家庭资本对大学生教育成就获得所施加的正向影响强弱有别。其中，家庭政治资本对大学生教育成就获得所施加的正向影响最强。以上或可部分回应文化再生产理论在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中解释力不足的问题，即该理论单一强调家庭文化资本的功用，而对家庭政治资本的重要性缺乏应有的重视。同时发现，家庭经济资本对大学生教育成就获得所施加的影响并不显著，说明家庭经济困难与学业困难之间并无必然联系。

表6 家庭背景对大学生教育成就获得影响的回归结果：以家庭资本作为核心自变量

注：（1）在以学生干部和奖学金作为因变量的回归中，加入了学习成绩的控制变量。（2）对人口统计学特征、院校固定效应和专业固定效应也一并进行了控制，省略了上述控制变量的固定系数。

同样地，也将分样本回归中的家庭背景的表征方式予以替换以进行稳健性检验，所得结果显示，各类家庭资本对大学生教育成就获得所施加的正向影响，在普通高校强于双一流高校，在人文科学类专业依次弱于理工农医和社会科学类专业，与前述结论相吻合，限于篇幅文中未展示相应回归结果。

五、关于影响机制的质性研究：内部激励与外部支持

为进一步探究家庭背景影响大学生教育成就获得的具体机制，本部分引入了质性访谈资料，以深化对定量研究中部分主要结论的解释说明。在A、B、C、D四所高校（其中A、B为双一流高校，C、D为普通高校）奖助中心的帮助下，在每所高校的受资助学生群体（受资助学生通常是较弱家庭背景学生）中分别随机抽取2名就读于人文科学类专业、2名就读于社会科学类专业以及4名就读于理工农医类专业的同学进行深度访谈。最终共有32名同学参与访谈，每名同学的平均受访时长约为75分钟。在征得他们同意的前提下，对访谈内容进行了录音，并据此整理出访谈稿，用于本文的分析，所有涉及个人隐私的敏感信息均已按照研究伦理要求进行了保密处理。

通过对质性访谈资料的分析，本文提炼出理解家庭背景影响大学生教育成就获得的两个关键路径，分别是“内部激励”和“外部支持”。首先，我们发现影响“内部激励”的核心因素，一是专业兴趣，二是自我效能感。据一位受访学生回忆：“我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既不清楚自己想学什么，又不清楚各个专业学些什么，当时选择商科专业的原因就是为了不浪费分数，但后来才发现自己根本不适合学商科，学得很痛苦。”（编号A3）这种因兴趣形成滞后或信息占有不足导致的学非所爱的情形，在较弱家庭背景学生群体中并不鲜见，因兴趣度不足导致内部激励水平低下成为制约他们教育成就获得的重要原因。自我效能感反映着个体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某些任务的基本判断，不少受访的较弱家庭背景学生在访谈过程中都表现出较低的自我效能感。一位受访学生说道：“我的家境不好，相貌也一般，很多课程努力学了也只能考个勉强及格的分数，身边那些优秀的同学是我无论怎么追也赶不上的，我想我是没有未来的。”（编号C4）对较弱家庭背景学生这一身份的敏感使他们陷入自我设限的心理牢笼，即便在机遇来临时，也惧于迈出尝试的脚步，制约其教育成就的获得。

第二，外部支持在大学校园中集中表现为两类支持，一类是来自同伴的支持，另一类是来自学工组织的支持，二者均能为大学生教育成就的获得提供必要的资源保障和情绪慰藉。较弱家庭背景的学生在人际交往上相对更加拘谨、保守和被动，缺乏有效沟通致使他们难以与身边的同伴建立紧密的联系，孤独是他们普遍面临的情感体验。一位同学在描述自己的社交困境时说道：“我的性格很保守，身边同学聊天的时候我总是不知道如何加入他们的话题，内心又有些敏感，时常会因为别人几句话而胡思乱想、情绪低落，并不符合大多数大学生交友的心理预期。”（编号B7）同时，受访较弱家庭背景学生在学工组织担任负责人的情况也并不多见，一方面是因为“没有认识到学工组织任职经历对自己个人发展有什么太大的帮助”（编号D5），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不适应学工组织的面试形式而惨遭淘汰”（编号C8），或“没有文体特长，也没有视频剪辑和公众号推送制作的经验”（编号D4）。相反，无论是对组织支持重要性的觉察，还是对融入组织所需技能的掌握，较强家庭背景学生往往具备明显的优势，从而能够在争取更高教育成就的过程中事半功倍。

至于家庭背景的影响在院校层次和专业门类两个维度的异质性，从质性研究中也能获得一些启发。以院校层次为例，C、D两所高校的受访学生在谈及学校的奖助体系对自身的影响时，侧重点普遍集中在经济支持上，而A、B两所高校的受访学生在讲述学校对自身的经济支持外，还较多地提及了学业辅导、精神引领、视野开阔和认同培育等方面，例如“如果没有资助中心的精心安排，我的课余时光大多都会在学校里度过，不会有那么多去探索外面广阔世界的机会”（编号A1）。造成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不同院校层次之间的资源差距，层次越高的院校，通常在政府拨款、社会捐资、校友支持、实践项目和交流项目储备等资源占有方面优势越大，学校在学生培养方面能够调动的资源越多。因此，层次较高院校的较弱家庭背景学生更容易从学校途径获得自身发展所需要的资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家庭资本缺失带来的不利影响。再以专业门类为例，认为自己在教育成就获得方面存在较大障碍的受访学生，均就读于社会科学类专业和理工农医类专业，无人就读于人文科学类专业。其中，社会科学类专业学生提及的困难大都指向对学科思维模式或考评方式的不适应，例如一位商科专业的受访学生表示：“分组课程展示是商科课程最主要的考核方式，领导能力强的同学往往会担任组长，表达能力强的同学会成为主讲人，他们都能得到很高的分数，但像我这种各方面能力都比较平庸的，分数自然不会理想。”（编号A3）这种分化恰是较弱家庭背景学生的习惯与不同专业门类的文化进行碰撞后产生不同结果的具体表现。在过往的教育经历中，较弱家庭背景学生很可能养成了通过对照标准答案进行背诵记忆和重复训练来习得具体知识的习惯，其与人文科学类专业和理工农医类专业侧重于对具体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进行考察的封闭式考核体系有着更高适配度。但对于以商科为代表的社会科学类专业，更加强调开放性评价，故与较弱家庭背景学生的习惯产生比较激烈的冲突，导致社会科学类专业的较弱家庭背景学生在教育成就获得过程中需要克服更大的困难。人文科学类和理工农医类专业的学生相对更加热衷于专业技术，更多强调个人能力而非家庭助力，而社会科学类专业的学生则更加关注社会热点议题，对结构性不平等的感知更为敏锐，会频繁提及诸如家庭背景等外部条件对个人发展的制约。这种不同专业文化塑造出的学生心态差异，反过来又影响到学生的具体行为，导致家庭背景对大学生教育成就获得的正向影响在社会科学类专业被强化，而在人文科学类和理工农医类专业表现出弱化的倾向。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2019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抽样调查数据，结合质性研究探讨了家庭背景对大学生教育成就获得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了该种影响在不同层次院校和不同类别专业是否存在以及存在何种异质性，主要结论如下。

1.较强家庭背景对大学生教育成就获得的正向影响仍然存在，并且异质性显著。在院校层次维度上，较强家庭背景对大学生获得教育成就的正向影响在双一流高校弱于普通本科高校。在专业类别维度上，较强家庭背景对大学生教育成就获得的正向影响，在人文科学类专业最弱，在理工农医类专业次之，在社会科学类专业最强。

2.学业投入对大学生教育成就获得施加正向影响。尽管家庭背景是影响大学生教育成就获得的重要因素，但并非决定性因素。在当今的大学校园中，有相当一批较弱家庭背景学生通过更高的学业投入弥补了较弱家庭背景对教育成就获得施加的负向影响，在教育成就获得方面表现不俗。

基于本文的分析与结论，为较弱家庭背景大学生的发展提供两点建议。

1.因人制宜，强化精准资助。考虑到较弱家庭背景对大学生教育成就获得的负向影响在院校层次和专业类别维度上具有异质性，因而高校在针对较弱家庭背景学生进行帮扶时，应充分考虑其就读专业的不同特点，并适度倾斜资源。

2.系统集成，助力全面发展。由于经济贫困已基本不再构成学业贫困的主要诱因，冲击的不适和圈层融入困难正日益成为制约较弱家庭背景学生获得更高教育成就的痛点所在。对此，高校资助体系应由“基本保障型”向“发展引导型”过渡，加快构建集学业辅导、社群支持、素质提升于一体的非经济性发展支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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